求变是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
    【摘要】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观，而求变是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邓小平的求变思想反映了辩证法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反思。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使中国社会主义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 求变    发展   核心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通过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的分析，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反思，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观，而求变是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邓小平求变思想蕴藏着丰厚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符合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符合中国国情，带来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一、邓小平求变思想的哲学依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发展和变化的，变化具有纵向历时性、横向差异性和时空交错性的特点。邓小平正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求变思想，这些求变思想蕴藏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1、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化性。人类认识世界，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特别是要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人类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态势，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纵向历时性，事物发展纵向历时性的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事物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
　　2、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化性。同一事物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和借鉴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强调不要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不要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2）
　　3、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化性。一方面，事物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的状况，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我国从东到西呈现三个不同的地理带，即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具有优先发展起来的条件，所以，邓小平根据实际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起来的思想。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同位而不同时”的状况，为了用实事说明改革开放会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深圳、汕头、珠海和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起到了窗口的作用。所以，“同时而不同速”、 “同位而不同时”，它要求人们要具有因地制宜的求变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求变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邓小平求变思想的国情依据和国际背景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他指出：“我们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希望就在于要变，就是要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3)
    1、  邓小平求变思想的国际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更加国际化、全球化和一体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国际分工发展加速，经济资源愈益跨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愈益相互影响和制约。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加剧，在欧洲有欧洲经济共同体，在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亚洲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非洲的北非有马格里布联盟、西非的经济共同体、东非的共同市场。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全面加强，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系。邓小平正是顺应了世界经济这一变化的趋势，提出我国要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决定。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以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逆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各国都相继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及其根源缺乏透彻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没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加之改革的实际措施和操作上有重大失误，多数国家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邓小平吸取了这些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
    2、邓小平求变思想的国情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我国的国情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国实实在在地落后了，并指出了我国落后的表现：一是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发达国家有80%的人在城市，我们有80%的人是农民，几亿人在搞饭吃。二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极其低下，邓小平经常谈起，老百姓生活很穷，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相当贫困，“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4）三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落后，我国的科研人员非常少，而且素质不高，发达国家科技人员上百万，而且还在增加，中国只有20万，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的落后看成是实质性和决定性的，是落后的总根源。四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社会主义在体制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从经济体制上看，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政治体制上看，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社会主义在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邓小平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5） “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6）五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也做了时间上的估计，他说，“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7）。邓小平说，“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8）。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落后就要找出路，就要求变，在变化中改变落后的现状。

     三、邓小平求变思想的内容及价值追求
    邓小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通过对国情的分析，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求变思想和求变思想的价值追求
    1、邓小平求变思想的内容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求变思想，这个求变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适变。
    邓小平求变思想的第一层面是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9）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0）的著名论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11）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2）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邓小平求变思想的第二层面是应变，就是根据时代主题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应对时代主题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出的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3）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在邓小平的推动和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从三个方面提出改革的应变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经济体制上，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在政治体制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二是彻底性。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的应变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从改革取得的成就看，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就充分说明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邓小平的应变思想贯穿了辩证法的精髓。邓小平在强调“变”的同时，也阐述了“不变”的问题。他指出：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能变的。经济体制可以经常变，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变，通过经济体制的变化，来完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可以经常变，基本政治制度不能变，通过政治体制的变化，来完善政治制度。可见，邓小平对变与不变的思想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改革开放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邓小平求变思想的第三层面是适变，即不断解放思想，改变陈旧的思想束缚，进行观念创新。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把解放思想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始终，他要求全党要适应国际和国内经常变化的形势，进行观念创新。邓小平的适变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一、率先性。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适应变化的人。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物、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14）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15）“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二、目的性。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 ，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三。前瞻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总是着眼于未来，在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为鼓舞人们投身改革。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16）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
    2、邓小平求变思想的价值追求
    邓小平求变思想的价值追求就是发展。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17）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8）邓小平对识变、应变、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一是邓小平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9）挑战就是世界各国都在快速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二是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三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
　　改革开放来，正是邓小平求变思想使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正是邓小平求变思想使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这种求思想，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求变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年谱》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邓小平年谱》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邓小平年谱》第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